《裁判是怎样写成的》读后感（一） | 潘雄博：火炬之光

编者按

语言是法律人的工具，解释是法律的技艺。法律规定层见叠出，唯有深入阅读方知灼见。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李广宇副主任的新作《裁判是怎样写成的》一经问世，就受到广泛关注。作者详细记录了在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庭和第四巡回法庭工作期间，对所办理行政案件的分析思考和探索过程，提炼出“对话式裁判”“实质性裁判”和“彻底裁判”的审判理念和裁判方法，值得认真研读、熟练掌握并运用于实践。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将该本著作确定为审判实践丛书的必读书目，统一为全市两级法院员额法官、法官助理购买，并号召各审判业务条线结合工作实际，从阅读的不同角度，撰写读书体会。

“若想继续，只能不断思考”！今天为大家推送的是来自我院行政庭员额法官潘雄博的读后感。

读书如遇人，“没有早一步，也没有晚一步，刚巧赶上了”。我接触行政审判的时间还很短，其中很多法律概念、关系、方法自觉尚不得要领，因此需要来一场“迫切”的“自我革命”。而随着四级法院职能定位改革的深入，未来基层法院受理的第一审行政诉讼案件数量将不断增加，解决行政争议的压力和要求也随之“水涨船高”。就在我一筹莫展，彷徨无助时，李广宇法官出版了新书《裁判是怎样写成的》。自然，书一经收悉，便如获至宝。

青灯黄卷，掩卷沉思。回想刚投身行政审判工作时，虽激情万丈，却如初习游泳，不识水性，一入水便手足无措。虽脱胎于民事诉讼，但行政诉讼却有着完全不一样的思维理念。纵横交错的部门法规，纷繁复杂的专业术语，让我扑腾几下呛了好几口水。本书可谓作者数十年裁判行政案件、写作行政专著的集大成。在此之前，作者结合所撰写的裁判文书，分别出版了《理性诉权观与实质法治主义》《诉讼类型化与诉的利益》《司法的温度与界限》三部曲，而《裁判是怎样写成的》，在我看来恰是这些著作的凝练。行政诉讼和裁判文书写作的各个方面，犹如不可移动的木偶，被作者用“引线”穿插在一起，活跃于纸上，成为一个体系，在我面前慢慢显现。又犹如一幅泼墨山水画，泼墨挥毫，随意挥洒，作者一摇笔间，“奇峰峭壁”“危峦平坡”“烟岚飞霭”就一齐跑在手腕下；细酌之，又画理严明、浑然一体，山奇水险、宛若神工、引人入胜。大道至简，不外乎是。正是《裁判是怎样写成的》引领我迈入行政诉讼之门。

《裁判是怎样写成的》书如其名，开宗明义讲裁判文书制作，但其实包罗万象。作者结合多年办案经验和阅读体会，将行政诉讼的结构、理念、方法、技巧，置于个案裁判时的难题和疑点之上，形成“为何这样裁判”的背景理由，再加上平和的语言，更易于理解和记忆，易于让人举一反三，融会贯通，就宛如被打通了“任督二脉”。一本经典之作，必是体系之作，心血之作。一本法律书籍，能够让读者任意翻开其中的一页，都迅速地进入阅读状态，乃至沉浸式阅读，可见作者功力非凡。正如书中所言，法官眼中当没有“琐细纠纷”“平常案件”。作者从众多的所谓“普通案件”入手，经过深挖后，让每一案件都涌出甘怡的泉水，滋养了行政诉讼这块广袤天地。通读本书，就如翻开一张地图，整个行政诉讼的体系结构在心中渐渐形成，“当事人适格”“诉讼类型”“既判力”“合法性审查”……都有其自己的位置，可以按图索骥；但如细致察看“地图”的某一个“角落”，每一理论亦自成体系，如枝叶般伸展，思维方法、理论体系跃然纸上、清晰可见。

行政诉讼的首要目的是解决行政争议，而无论是强调诉的利益，强调理性诉权观，还是强调诉讼类型化，强调实质法治主义，亦或强调对话式裁判，情境式裁判，有温度的裁判，其关乎的是最为重要的法适用价值，关乎的是解决好个案背后的争议。争议如何解决，有其方法。一为调查法，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，所以作者对办理的每一个案件都要亲自查阅案卷、亲自询问、亲自巡回，既查明案件形成的背景和事实真相，也查明原告的生活境况，为什么跟政府“过不去”要“打官司”，需要法院在法律上给予什么样的帮助。二为研究法，法律作为专门知识，行政诉讼作为对行政专门判断的复审程序，有其知识体系乃至知识门槛，法官在了解和掌握案件事实以后，需要在法律上给当事人一个明白且妥当的说法，非借助专业的论证说理不可。因此，需要熟稔起诉条件理论、合法性审查理论、裁判方式理论等等。不仅知其然，还知其所以然，知道法律为何这般规定的原因和道理，知道立法者的价值追求和选择。三为对话法，在某种意义上，裁判是社会信息沟通的一种方式。但如强调信息沟通的有效性，就需要关注“谁在说”“说什么”“怎么说”“谁在听”这几个要素。裁判不是法官自己跟自己说理，也不是任意地告知当事人裁判结果，而是要诉说“为何这样裁判”“何以达到这一裁判”的理由，告诉当事人对与错、是与非、合法与非法、正当与失当的事实和法律上的原因。因此，法官不能有锚定心理，不能认为“我们都正确是因为我们说了算”，而是要反过来，努力追求“我们说了算是因为我们都正确”，以这样的一种对话态度和方式，与当事人双向交往和沟通。

解决行政争议，需要追求的是争议的实质性解决。就此而言，初审法院和上级法院，所欲获得的办案效果虽然一致，但立足点有所不同。就我所在的基层法院而言，其职能定位当立足于查明案件事实、解决案件争议。较之于复审法院（上级法院）更多关注上下级法院间裁判观点一致、法律适用的统一，因而更多关注裁判的秩序和面向未来的预测预警功能，初审法院（基层法院）则首先要考虑把案件解决掉和解决好，需要更多考虑的是诉讼的形成原因，案件的事实细节，当事人的真实诉求，有无他人与案件处理有利害关系，个案的正义当以何种方式更为妥当的实现等，相对微观也更为琐细的法治问题。这也与初审法院本身就处在基层社会网络之中，距离案件争议发生的时空更近，基层法官与当事人之间更多保持着熟人社会的联系等，有共通之处。因此作者告诉我们，作为一名初审法官，不仅要就地办案，还要了解和掌握所办理案件涉及的民情民意，并善于利用当地社会网络中的人和事，说服和妥善的解决纠纷，要做到“即使那些法律问题略微有些玄奥，但我们来到现场办案，本身就表明了认真负责的态度，相信他在拿到这个充分说理的裁判时也不会有太多怨言。这个案件最终没有推翻原审判决，是基于实质法治主义以及诉讼经济的考虑”。只有解决纠纷，才能够体现基层法院作为初审法院的行政诉讼功能，才能为上级法院更为宏观的实现行政管理秩序统一奠定坚实基础。

“不知何时，我们的裁判文书沦为了不忍卒读的新八股。究其根本，是不会说话，不会说人话，不敢说人话。”书读到此处，我不禁心生愧疚，果如作者所言，自己所办理的案件，竟似要堕入“新八股”的泥潭。我国的行政审判尚未到不惑之年，也远没有做到胜败皆服，她需要的是我们这一代人筚路蓝缕，披荆斩棘，开疆拓土。书的最后，引用了卡多佐的一段结束语：“我知道，当火炬在你们手中时，那火焰将格外辉煌。”愿我们是接过火炬之人，心之所向，身亦往之，火炬之光，辉煌传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