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裁判是怎样写成的》读后感（四） | 黄晓莉：法律人的情怀

编者按

语言是法律人的工具，解释是法律的技艺。法律规定层见叠出，唯有深入阅读方知灼见。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李广宇副主任的新作《裁判是怎样写成的》一经问世，就受到广泛关注。作者详细记录了在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庭和第四巡回法庭工作期间，对所办理行政案件的分析思考和探索过程，提炼出“对话式裁判”“实质性裁判”和“彻底裁判”的审判理念和裁判方法，值得认真研读、熟练掌握并运用于实践。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将该本著作确定为审判实践丛书的必读书目，统一为全市两级法院员额法官、法官助理购买，并号召各审判业务条线结合工作实际，从阅读的不同角度，撰写读书体会。

“若想继续，只能不断思考”！今天为大家推送的是来自我院民庭法官助理黄晓莉的读后感。

裁判文书作为司法过程的重要环节，不仅是审判成果的重要展示，也有助于发挥审判的辐射作用，甚至有可能填补法律的空白，推动法治的进步。写作一份优秀的裁判文书，既需要扎实的法学理论功底，又需要丰富的审判经验累积。李广宇法官在《裁判是怎样写成的》一书中，积极探索对话式裁判文书的写作，以第一人称的视角，向我们展示了其在审判实践中撰写裁判文书的心路历程。全书引经据典，无论是古今中外的经典案例，还是法学大家的名言警句，李法官都信手拈来。通过一个个鲜活的案例，撩起了裁判文书撰写的神秘面纱，值得法律人细细研读，久久回味。文字的背后，是他对公正的追求，对人文的关怀，对文学的挚爱，对法治的信仰，是一名法律人的情怀。

哲学家培根曾说：“为法官者应当在法律的范围内以公平为念而毋忘慈悲；应当以严厉的眼光对事，而以悲悯的眼光对人。”法律人的情怀，大抵如此。体现在裁判文书上，既要逻辑缜密，说理透彻，又要体现司法的温度。

裁判文书最重要的就是说理，说理到底说的是什么理？首先是事理。“裁判是‘以事实为根据’的，所以，把事实表述好，把事理说明白，是正确适用法律、作出公正裁判的基础。”叙述案件事实要尽可能简洁，但这并不代表叙事不生动，对于案情脉络要牢牢把握，不能遗漏任何一个与案件认定有关的细节。“即使是诉讼过程的叙述，也有个用心不用心的问题。用心了，读起来省时省力、一清二楚；……”这就要求法官在写作裁判文书时，紧扣双方诉辩意见，认真细致查明案情，准确把握认定证据，最后用朴素的语言言简意赅表述案情，并结合具体案情，阐明道理，此谓说事理。

其次是法理。“释明法理，这是每一个法官都逃避不了的工作，也是每一个法官都要掌握的技能。”在裁判文书写作过程中，我们最多的是援引法律，然而，也仅限于此。援引的方式刻板而冰冷，再把案件事实套用进去，直接就得出结论了。固有的理念就是觉得法律已经说得很明白了，不需要再过多加以阐释。其实，这种刻板思维万万要不得。也许，对于法律关系简单的案件，这样所谓说理也没多大问题，但是对于法律关系复杂的案件，会给人留下没有说理的印象。因此，引律入题，准法析理，显得尤为重要，此谓说法理。说到这里，李广宇法官告诉我们，“多说几句，可以令人‘知其然，亦知其所以然’。不仅可以打消当事人的误解，抑且具有教谕功能。”

那么，“多说几句”，到底怎么说呢？对话式裁判，则是我阅读本书时最大的收获。“所谓‘对话’，首先要跟当事人对话。”联系到实践，就是要逐项回应原告的诉讼请求和被告的抗辩意见，准确归纳争议焦点，详尽说明裁判理由，说服当事人，说服上级法院。“还要跟下级法院对话，通过对话，讲明白错在哪里，就是在发挥对下指导功能，并能统一法律适用的尺度和标准。”“最后是要跟社会公众对话。”一份裁判文书，就是一面镜子，反映了法官对于个案的审判思路，也是一个绝佳的普法平台，有助于培养全社会的法治意识。见微知著，以无数的个案推动法治社会的进程不断向前迈进。读到此，谁又能说法律人的情怀不伟大呢？

在严肃说理的同时，也要有司法的温度，此谓法理情相协调。李法官在书中引用了卡多佐的话：“不管法律规范表现得多么严格，实际上并没有失去悲天悯人的品质。”法律人应当具备扎实的法律素养，还要有一颗正直矜恤之心，这也与我国自古以来的文化一脉相承。在严守法律规则的前提下，尽可能地实质性化解纠纷，减少当事人的讼累，是法律人的价值取向。

康德说：“有两样东西，人们越是经常持久地对之凝神思索，它们就越是使内心充满常新而日增的惊奇和敬畏：我头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律。”法律人的情怀，如星空般寥廓而深邃，如道德般庄严而圣洁，值得我们用一生追求并坚守。